我參加巴塞隆納奧運會的代表團於本日返抵國門。我代表團這次在奧運獲得一面銀牌及示範賽三金兩銅牌,在與賽的一七二個國家及地區中排名第四十九位。這樣的「戰果」,可以說頗有斬獲,也可以說乏善可陳,無論如何總是不能自滿,無以自滿。但是,歡迎代表團歸來,我們要說的不是他們的成敗,他們都已竭盡力量在競賽場上爭取勝利,以棒球賽為例,能夠擊敗美國、日本而獲銀牌,球技已是達世界一流水準。所以,如果說我代表團的「戰績」不夠好,那是非戰之罪,而應探索到我們的體育政策問題。本報本月七日的社論便曾指出,我們整個國家的體育政策,只是由教育部的一個「司」主持策劃,實在嫌級位太低,權責太弱,應該考慮在行政院設置體育委員會,唯有提昇體育政策部門的層級,才能擴充員額、經費,有效規劃、執行體育政策。今天我們歡迎代表團返國,檢討我們在這次奧運的表現,更不期然的要進一步、深一層探索到何以我們竟會如此不重視體育這國家大計的問題。體育與國力雖無絕對的關係,但體育則絕對是國力的一種重要形態。體育運動雖不是富國的必然實力,但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到了某一富有程度時,體育運動則應是經濟發展水漲船高的文化水準。我們近年來一向自詡及向世人表示,已是超越「開發中國家」發展階段的國家,我們擁有的外匯存底在國際間排名數一數二。但是,在文化建設、生活品質、公共建設各方面卻予人以相當落後的印象。到來台灣的外國人,極難在高物價、交通混亂、惡劣生活環境之外獲得精緻文化的感應。前些日子在國際間盛傳「貪婪之島」的綽號,更使「台灣經驗」成為開發中國家現代化的一種警訊。這種「富裕中的貧窮」、「富裕中的落後」、「富裕中的文化貧血」矛盾,在我們歡迎參加奧運代表團返國的今天,讓我們更具體的體會到了。我代表團參加巴塞隆納奧運拿回多少獎牌也許不必深究其功過。不過,這樣的體育表現與我們在國際間或向大陸同胞自詡的「台灣經驗」。卻極其不搭配、極具「弔詭」意味;其中的道理、癥結,是值得我們朝野嚴肅省思的。經濟發展與政治成熟及文化塑造三者之間,極難孤立起來看待。也極難作個體的評估;一般的說,三者之間存在著一定的互動關係,不過,在某種情況下(這包括政策的導向)三者的關係可能出現脫節與落差。也可能出現「發展阻滯」的偏差。我們的情形,不幸的就陷入了這種局面。我們面臨的發展危機,愈益醜惡的表現出經濟學家蓋爾布瑞(J.knneth Galdraith)所說的「自滿自大的文化」(The culture of contentment)。「台灣經驗」已成為我們自滿自大的術語。在「台灣經驗」的意涵下,我們似乎已是擁有一切,而我們所缺乏的一切,則要不是用「台灣經驗」的經濟發展層面來遮蓋,則以經濟發展作為「比較利益」的口實,而認為不妨慢慢設法克服;而實際卻是在政治上、文化上出現放任、無為的狀態;大家不衹不能認真著力的去彌補或充實所缺乏的,反而在多方維護既得利益與爭奪政治與社會資源;各方面盛行「愛拚才會贏」的功利主義而對於國家社會責任則盡其可能將之轉嫁、轉移與迴避。對於政治的權力爭奪、腐化、社會的不公平惡化,大家若不是作「自求多福」的攫取功利以自保,便是抱持冷漠、疏離的無力感,任由其自然發展。蓋爾布瑞在其「自滿自大的文化」的新著中提出一個問題:「是不是有人會憂心悲觀的認為在資本主義的成就中,在廣受宣揚的民主政治中,事實上也潛藏著不可置信的灰暗與嚴重的缺陷?」這個問題,也可引用來質問我們當前經濟發展政治成熟與文化塑造間的互動關係。套用蓋爾布瑞的話,我們是不是要認識到在台灣經驗的成就中,在民主憲政與政黨政治的宣揚中,已潛藏著日益腐蝕與動盪不安的危機?歡迎我奧運代表團返國而談到政治經濟與文化的問題,絕不是小題大做。而是由一種大家更具體感受到的問題中去探討我們的發展病因,現在應是我們居安思危的嚴重時刻。